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在广州期间，全国总工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推动了省港工会组织的发展和统一，培育了一批具有革命素养的工运人才，为工人运动的全面高涨指明了方向，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国总工会在广州的实践，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篇章，是中国工会不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起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广州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地的政治历史原因
广州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这里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最早诞生地，是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策源地。
（一）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近代广州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广州是中国早期工人的集中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1845年，英国商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船坞，雇用一批中国人从事修船业，至19世纪70年代，黄埔地区外商的修造船舶企业总共雇佣工人约有2000名，成为广州的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队伍。早期的中国工人，主要分布在外国资本在华经营企业、清政府官僚资本企业以及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中，绝大部分是非技术工人，以涌入城市谋生的破产年轻农民为主。据1894年统计资料，广州的工人数量为1.03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20%至13.58%，仅次于上海、汉口，位列全国第三。
广州的工人阶级革命性比较强。由于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早期大多数中国工人都没有进行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意识。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的纺织工人和打石工人就参加了三元里抗英斗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机器工人和海员、码头装卸工人等，负责秘密运输枪支弹药。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中国工人阶级提高了阶级自觉性，工人斗争日益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1919年夏天，广州机器工人发起了反对当权军阀统治的斗争，主张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
广州是中国工会运动开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851年，广州地区的打包工人为反对工头的剥削、压迫，成立了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虽然还没摆脱封建行会的影响，但订有会规，具备了近代工会的雏形。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中，广州的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为了保障和维护自身利益，效法欧美做法，成立工会组织。1904年，广州市建立了由木匠、石匠、油漆三个行业的工人组织的联合工会。至1921年，广州地区已经拥有130多个工会组织，包括广东全省机器工人维持会、广州茶居职业工会、广州工团总会、广州理发工会、广州酒楼茶室研究工会、广州市织造土布工会等。
（二）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推动广州地区工人组织迅速壮大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一批知识青年如杨匏安、谭平山等人在广州传播新思想，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扫清了道路。1920年底，陈独秀在广州酝酿成立党组织。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他们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开辟“马克思研究”“评论”“工人消息”等专栏，发表了一大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文章。1921年2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大力开展妇女运动。中共一大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改组为中共广东支部，特别重视工人运动，创办了机器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并带领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广州革履工会、广州理发工会、广东土木建筑工会等一批工会组织。
中共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了政治纲领与工作方针，为革命工会的进一步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决议》对建党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全文共六项内容，其中三项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分别是第一项（工人组织）、第三项（工人学校）、第四项（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1921年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在广州成立，由谭平山任分部主任，领导下的主要工会组织有：广州理发工会、广东土木建筑工会、油业工会等。
在广东分部的领导下，广州地区的工人组织迅速壮大起来，1923年2月，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联合会，所属基层工会200多个，已占当时广东省工会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并恢复临时约法，允许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国民党对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不仅政治上支持，而且给予物质援助：1920年，孙中山在就任非常大总统时颁布的《内政方针》中，就宣示了其在工会问题上的主张，即“保护劳工”“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等；1921年初，国民党人戴季陶参照法国颁布的修正《职业组合法》，起草《广东省工会法草案》；1922年3月孙中山大总统令废止限制工人罢工的《暂行新刑律》第224条。
由于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法律环境，广东的工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上被称为“南方工会的发生”，铸就了广州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心地位。广州当时产业不算发达，而工会其势甚盛。在1922年1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创刊6周年增刊上，黄炎培所著的《新建设的中国》说：“广州城内各种工会极多，已立案的已有93处，据工业总会调查不止此数，约有130余。”
1922年5月1日，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大会的进行中，由于代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所以在会场上各派代表之间时时发生各种观点冲突和意见分歧。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牢牢把握大会的宗旨和方向，妥善处理各种争论和分歧，从而避免了分裂，使得持续6天的大会，最终得以胜利闭幕。大会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开创了工人联合起来的新纪元。
（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带动广州工人运动形势的再次高涨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而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斗争，让孙中山看到了工农的力量，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让孙中山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并且伸出了联合之手。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和通过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定，决定采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大会通过的《关于劳动运动的决议案》指出，“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省、港、澳三方面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党的三大实现了工运方针的转变，即从党的一大确定的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转变为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构建统一战线，从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章程允许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选举产生了有李大钊等10多名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领导机构。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结束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沉寂，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力条件，成为了工人运动复兴和高涨的起点。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政纲第十一条规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同年11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公布了《工会条例》二十一条，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国共合作后，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各地省市都设立了工、农、青、妇等部，用以执行“唤起民众”“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些部门的部长大多由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这些人员充分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在全国各地推动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6月的沙面工人罢工，得到广东政府、广州各界人民、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的热情支持，直接点燃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风暴。
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引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走向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25年5月1日，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4个团体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强化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作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中共中央派人直接参与和指导的。刘少奇就是受中共中央指派，以汉冶萍总工会代表的身份，提前到广州开展筹备工作。在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刘少奇起草了或主持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等各项文件。在四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大会筹备处向与会代表汇报筹备工作。
邓中夏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对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及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达到的目的，作了精心的筹划和部署。对于大会需要讨论和决议的问题，邓中夏从组织问题、经济问题、争自由运动问题、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工农联合问题、国际联合问题等六个方面做了阐述。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形势的主张和对会议寄予的希望。他指出：“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他在分析了“组织的性质与作用”“组织法的原则”“组织的系统”后认定：“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
可见，成立“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决定，是大会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衡量会议成败的关键性问题。
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确定国民革命中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问题。大会通过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大会还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主要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年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不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镇压所屈服，战胜各种反动实力的破坏，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也开始独立领导中国工人运动。
（二）《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为全国工人运动开辟新天地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明确规定了中国工会在民主革命中的方针、策略和组织原则，是中国工会的第一个章程，其内容体现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30多个决议案的精髓，并给予科学概括。章程分为5章25条，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各章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内容丰富，文字简明，易被广大工人理解掌握。
章程第一章“总纲”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宗旨、性质、会员、任务等作了科学概括，“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凡在中华国境内之真正工人组合，均得为本会会员”等内容，及其对“工会之职任”的有10项论述，充分说明中华全国总工会是群众性的、团结战斗的、为工人群众谋利益而奋斗的组织，是统一领导全国工会和工运的总机关。章程第二章“组织”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大会、领导机构的产生、组成、职能和换届等作了具体规定，而通过代表们选举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及其成员，也是按照《总章》规定的内容和原则，决议案的要求和精神去开展工作，这是全国总工会能够领导各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组织，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的根本保证。章程第三章“公约”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工作，提出了各工会应相互支持、妥善解决内部矛盾等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克服旧的行会传统造成的宗派观念、分裂行为和各种错误倾向中，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而章程的第四章“经费”、第五章“附则”,均为保障总工会正常开展工作的内容。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案，指出赤色职工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组织，中国工会竭诚加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共同奋斗，推翻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工人阶级加入世界革命行列，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三）伴随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群体初步形成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组织上的硕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按照会议通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的规定，选举了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5月7日的第一次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中，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林伟民兼干事局总干事，李启汉为组织部长，戴卓民为秘书部主任，邓中夏为宣传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共产党在全国总工会内设立党团，邓中夏任书记。
被选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25人，都是在长期工人运动中涌现出的中坚分子和领袖人物，他们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并在各地工运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及有广泛社会影响。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始终与工人群众休戚与共、站在斗争最前列“能征惯战的战将”组成的工运领袖群体，才使工人运动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随着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工运领袖群体队伍也在不断的成长壮大，不仅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除个别消极变节外，他们中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栋梁，而大部分人则正气凛然，血沃中华，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三、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的成功实践为中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树立典范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作了重要的准备。众多中共党员处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岗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劳动大会推动全国工运的团结与发展，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向一个辉煌壮观的发展时期。
（一）发动并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成为我国工人阶级学习掌握政权的第一课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不到20天，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便迎面而来了。在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怒涛中，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的罢工斗争波涛汹涌，威震中外。全国总工会直接领导并指挥罢工工人，坚持斗争达16个月之久，成了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长期潮流之最后砥柱。在省港大罢工的深刻影响下，广东地区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开创了省港工人运动的新局面，成为大革命时期最辉煌的一页。
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全国总工会决定，立即举行广州、香港工人的反帝大罢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1925年6月13日，全国总工会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由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李启汉等组成罢工领导核心，负责领导发动这次大罢工。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为五卅惨案致香港各工团的信》，号召立即举行全体罢工。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响应全国总工会的号召，率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香港10多万工人罢工。6月21日，广州沙面的洋务工人和广州市内各洋行的工人也开始罢工。至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25万之多。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为了实现对大罢工的统一领导，决定由全国总工会出面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但是，当时参加大罢工的香港某些黄色工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工团总会的头头，为了保持他们的“实力”，并在罢工中谋求他们的个人名利，主张各工团保持独立领导，由香港和广州的罢工工人各自成立罢工委员会。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实现省港罢工工人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团结和统一，中共广东区委和全总决定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构；并由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构。6月26日，全总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临时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省港大罢工的最高议事机构，根据《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在每50名罢工工人中选出一名代表，共民主选举出800多名代表，于7月15日正式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制定各种罢工法规，决定策略，确定或改组各种罢工机关，任免重要工作职员，审查各部门工作计划及听取工作汇报，审查罢工财务收支，审查某些特殊重大案件，布置对罢工工人的政治教育，等等。代表大会从成立到1926年12月，共举行会议178次；至1926年3月底第100次会议统计，共通过285项决议案。
省港罢工委员会是领导罢工的最高执行机关，负责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处理罢工委员会日常事务；设立财政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保管拍卖处、会审处等，负责筹措及管理罢工经费、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工贼”，处理破坏罢工的案件等；并设立拘留所，关押破坏罢工的犯人；成立劳动学院，培养香港、广东的工会干部；设立工人医院，给罢工工人治病。罢工委员会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
香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在领导罢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罢工斗争的策略，由代表大会确定；罢工工人的意见，通过代表带到大会；大会的决定，通过代表带回工人群众之中贯彻执行；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和财政，在代表大会上报告；罢工委员会各机构的重要职员，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人名，不称职的，随时撤换。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是仿照苏联苏维埃形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由于它上有最高议事机关，下有执行机关、法制机关和特别法庭，加上它的“陆军”（工人纠察队）和“海军”（十几艘小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政府”。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省港大罢工，是我们工人阶级学习掌握政权的第一课”“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
（二）推动省港工会组织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实现工会组织的大联合
推动成立香港总工会，成为全港工会第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香港工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香港各派工会曾组成统一的代表团参加，并在会上通过了“重新组织全港工会的总联合机关”“集中工会力量”的决议。1925年11月，全国总工会发表《对于香港统一问题意见书》，提出为了保障省港罢工的胜利，必须实现香港工会的统一。12月1日，香港各工会发表宣言，一致拥护全国总工会对香港工会统一的决议。1926年4月，全港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邓中夏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和《香港总工会章程》，正式宣告了香港总工会的成立。
推动成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开展广州地区统一的工人运动。到1926年初，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基层工会发展到138个；同时广州机器工会仍拥有5个重要的市政工会；广东省总工会属下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为了实现广州工会的联合统一，在中共广东区委工委的会议上，邓中夏建议广州工人借鉴省港罢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办法，成立代表大会。1926年4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报到工会145个，代表2561人（在广东机器工会和广东省总工会的代表借故相继退席后，参加大会的工团实际为138个，代表1752人）。大会选举了25个工会为执行委员，15个工会为候补委员，正式建立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成立，对广州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推动下，广州工会按产业进行联合统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建立了十几个产业工人联合组织。
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促进了全国海员工运的发展。省港大罢工开始后，香港、广州及汕头、上海的部分罢工海员齐集广州。林伟民、苏兆征等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海员代表大会，将该会改组为中共领导的海员的革命群众组织。大会于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122人。大会通过了组织问题、打破帮口、运输工人联合、政治斗争和教育宣传等决议案，决定改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为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并将会长制改为民主的委员制，及决定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
（三）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动员全国工人援助北伐革命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的反帝斗争风暴，遭到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的血腥镇压。全国各界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广东国民党政府的出师北伐上。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决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战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的精神，同时根据全国总工会章程规定，1926年5月1日至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组织、124万会员。毛泽东、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澎湃等人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等18个报告和决议案，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5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组成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全国总工会新的领导机构。这次大会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提出了工人阶级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切实联合农民、小商人、学生及社会上一切国民民众，督促和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消灭封建军阀，以期早日完成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大会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为了动员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准备迎接北伐战争，大会还根据一年来职工运动的实际经验和各地的不同条件，对领导工人经济政治斗争和巩固扩大工会组织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大会结束后，大批工运干部，根据大会决议的精神，纷纷返回各个地区，在工人群众中紧张地开展工作，积极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准备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
（四）发动工人阶级极力支持国民革命军，加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北伐战争前夕加紧进行了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共反工农活动，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告工人书》，企图借北伐限制人民自由，压制工农群众改善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斗争。针对北伐战争开始后的形式和国民党右派的上述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号召工人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并强调“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帮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宣言》要求在北伐军胜利的地方，所有被反赤军封闭的工会应该启封，坐在监牢里的领袖应该得到释放，被通缉开除失业的工友应该恢复工作，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应该履行，被惨杀死伤的工友应该得到抚恤和救济；在政治上，应该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和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
北伐战争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极力地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的号召下，全国工人阶级就立即投入到全力支援北伐军的热潮中去。广东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和组织下，组织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其中，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由3000多名罢工工人联合组成的工人运输队；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发动起落货、手推车车夫、土木建筑等9个工会联合组成工人运输队。由于工农群众的大力援助，北伐军才所向披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吴佩孚，赶走孙传芳，占领了半个中国。
【后记】
随着全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武汉，全国总工会1927年1月3日在汉口召开执委会议，决定在本年二七罢工纪念之前，完成全国总工会机关北迁武汉的工作。2月11日，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歆生路义成里原华杨旅馆临时办公，正式对外公开。
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日益发展，对国民党右派一味妥协、退让，使蒋介石顺利地篡夺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悍然发动“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最终失败，中国工人运动也再次遭到血腥镇压和严重挫折，转入低潮。据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三四个月内，全国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被杀害者达12万余人。这一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发展道路，发动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工人运动的潮起潮落，用事实说明工人阶级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也用血的教训验证了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